国产精品吹潮在线播放,日韩一区二区三区在线播放,啊级免费黄片视频,66av视频

不日發(fā)現(xiàn)有些資訊網(wǎng)站會發(fā)布一些關于古代如何懲罰作奸犯科之女性犯人的文章，其中以剮刑女犯騎木驢最為殘忍和變態(tài)，因為這也是最吸引讀者眼球。但是這些媒體的行為有些不嚴謹，因為僅僅是在滿足讀者獵奇心理而已，并沒有考據(jù)史實容易誤導了讀者。那么關于騎木驢這樣的刑罰最早的記述是什么時候呢?咱們先來看看騎木驢歷史的真相。

其實中國古代懲罰女犯比較講人道

關于古代女性犯罪，典籍里有著相當多的記載，但是由于女性是男性的附屬品，這一社會屬性決定了女性犯罪幾率并不高，所以，比較起男性犯罪記錄來看，女犯依然屬于鳳毛麟角。綜合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(jié)論：歷朝歷代對于女犯還是比較人性化的。

古書中關于“婦人不著械”“婦人無肉刑”的說法也有很多，體現(xiàn)出法制的“德”的一面。就笞杖刑罰而言，對婦女也是有照顧的，而改用鞭背，對于犯奸罪的則采取脫褲留朡(內(nèi)褲)的方法。而且，對這類不得不施以笞杖的女犯，行刑者也多半會比較寬容，憐香惜玉之心怕是天生的。對于處死女犯，古人多用毒藥、活埋等“體面”的方法。賜三尺白綾讓人自盡的方法看起來也是比較人道的，可是法國一位漢學家依然批評了這種做法，因為在中世紀的法國，為了“體面”，女人是不會被吊死的，畢竟一個女人吊在半空中，在眾人的眼皮下甩來扭去，晃動著雙腿是極不合禮儀的事，所以必須活埋她。有的婦女犯了罪，根本可以不受懲罰，因為她們是男人的附屬品，可以有自己的男人代為受刑。杖責這應該算是對女子行刑的一個極端。

體現(xiàn)在以下幾個方面：

一，女人犯罪，由直系親屬里的男人代為受刑；二，婦人不著械，婦人無肉刑；三，杖責刑罰，對婦女也有照顧，改用鞭背；四，犯奸罪女性，是脫褲留朡(內(nèi)褲)。

可見行刑者對女犯比較憐香惜玉。

我們知道，剮刑這種刑罰最早出現(xiàn)在《舊唐書》里，桓彥范被處死時就是使用的剮刑，“乃令左右執(zhí)縛，曳于竹槎之上，肉盡至骨，然后杖殺?！边@種把人綁在竹槎上曳來曳去，肉被剮盡直至露出白骨的殘忍刑法，已經(jīng)和五代時期的凌遲很接近了。但是，有一點需要說明，剮刑在古代并不使用于女死刑犯的身上。哪怕是政治犯，就是造反的女性，也只是斬首，一刀了事，跟剮刑完全不一樣。

古人對一般女死刑犯多用毒藥、活埋等“體面”且人道的方法處死，貴族女性犯死罪，往往賜三尺白綾讓她自盡。這樣的記載最多最常見，唐朝的楊玉環(huán)、太平公主等人都是死于自盡。

木驢作為刑具無歷史依據(jù)

再來說說騎木驢這種極端性虐變態(tài)的刑罰，無稽之談之極。趙炎讀歷史典籍數(shù)年來從未發(fā)現(xiàn)哪個朝代有過這種刑具，也未發(fā)現(xiàn)有哪個女人受過這種刑罰。如果說有的話，也只是有一個男人在特定條件下偶爾受到過騎木驢的懲罰。

宋代《三朝北盟會編》中記載，建炎元年(趙構(gòu)登基第一年)，密州知州趙野棄城而逃，被密州軍卒杜彥、李逵、吳順抓回之后，受到的處罰就是騎木驢(野不能應，彥令取木驢來，釘其手足，野大驚，乃呼曰“……”，眾已撮野跨木驢，釘其手足矣)。這里的騎木驢不一定就是刑律所規(guī)定的正規(guī)刑罰，當然就談不上是正規(guī)的刑具了，更大的可能是幾個大兵臨時搞的惡作劇，以懲罰可恥的逃兵。

騎木驢最早的始作俑者竟然是施耐庵

有人可能要納悶了，那剮刑女犯騎木驢到底是怎么流傳開來的呢?趙炎跟大家說，罪魁禍首是三本書，不是嚴肅的歷史，也不是野史，而是明清之際文人寫的三本小說：《水滸傳》、《二十四史演義》、《施公案》。成書時間最早的就是《水滸傳》，因為施耐庵是元末明初的人。

在《水滸傳》里，這樣描寫王婆受刑：“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，四道長釘，三條綁索，東平府尹判了一個‘剮’字，擁出長街。兩聲破鼓響，一棒碎鑼鳴，犯由前引，混棍后催，兩把尖刀舉，一朵紙花搖，帶去東平府市心里，吃了一剮?！睆倪@段描述來看，王婆判的剮刑，要騎木驢去刑場。慢說宋代沒有剮刑，即使有，一個小小知府也無權(quán)判決罪犯死刑，宋代的死刑判決權(quán)在皇帝手里，徽宗年間，死刑核準歸大理寺管。也就是說，施耐庵創(chuàng)作《水滸傳》時，極有可能是受到《三朝北盟會編》所記故事的啟發(fā)(僅有的記載)，從而虛構(gòu)出女犯騎木驢的情節(jié)。由于水滸傳的廣泛傳播，對其后的明清文人影響極大。

在《二十四史演義》里，敘述明末的騎木驢是這樣的：先在一根木頭上豎起一根木柱，把受刑的女子吊起來，放在木柱頂端，使木柱戳入陰道內(nèi)，然后放開，讓該女身體下墜，直至木柱“自口鼻穿出，常數(shù)日方氣絕”。這就更離譜，明代是個理學和心學并重的朝代，輕慢女性地位是不假，但決不至于如此的殘忍和酷烈。顯然清代文人是在施耐庵虛構(gòu)的基礎上，進行了再想像和發(fā)揮。

而在《施公案》中，居然荒唐地認為口碑極好的神判施世綸，是騎木驢刑罰的原始發(fā)明者，“他洋洋得意地將自己的發(fā)明展示給看客，看客們快感十足——誰讓那女子淫蕩，這下，做鬼也是ML的姿勢!”如果這個論斷成立的話，那么所有出現(xiàn)在漢唐宋元的騎木驢女性都是虛構(gòu)的，我也不必再廢口舌了。趙炎的理解是，《施公案》作者大概感覺女犯騎木驢實在是找不到嚴肅的出處，不如戲弄一下施世綸，誰讓他是神判呢?

小說家和野史的記述可信嗎？

小說家言，可不可當歷史？這無需廢話，肯定不能。即便是歷史類小說，它的可靠性比起野史亦大有不如。這一點，清代學者袁枚是我們的榜樣，他在對待騎木驢性虐女性的謠傳時，以神話的方式進行了嘲諷，在《子不語》中說“婺源江秀才號慎修，名永，能制奇器?！抑懈铮び媚九?。行城外，騎一木驢，不食不鳴，人以為妖?！?/p>

如果所謂騎木驢真有現(xiàn)代人所附會的種種駭人聽聞的性虐功能，那袁枚是絕不會這般若無其事的把騎木驢當成發(fā)明的自動行駛的木車來提及的。

還有人可能還會問，那現(xiàn)在網(wǎng)上流傳的騎木驢圖片怎么解釋？呵呵，還用解釋嗎？如今這樣的時代什么樣的圖片設計不出來？而這照片中的大部分騎木馬的刑拘又是現(xiàn)代人自己憑空想象的呢？

結(jié)論：歸根究底，古代女性死刑犯受剮刑是一謬，剮刑女犯騎木驢又是一謬，木驢這一刑具更是一謬，都是某些明清無聊變態(tài)文人在長期的性壓抑之下炮制出來的想象，在想象中通過摧殘凌辱婦女獲得快感，而不惜通過編造歷史來滿足他們自己的淫虐欲望，而施耐庵就是發(fā)端者，還描述得津津有味，煞有介事，誤導世人不遺余力。